现在，我国经济又站在了十字路口，产能过剩，结构失衡，内需不足，经济下行的压力增大。

科斯在《社会成本问题》一文中提出了完全不同的思路，他认为外部效应和市场是否失灵无关，而是个体成本和社会成本之差引起的问题。但我们不要忘记，政府也是有成本的，例如官员的工资和维持政府运行的费用、干预和监管本身带来新的外部效应、政府经营的效率损失，以及管制和审批滋生的贪腐寻租成本。

倘若高速公路上发生车祸，偏离了快速安全的理想状态，你不能因此说汽车失灵，要求政府介入，用自行车替代汽车。一旦将问题诊断为市场失灵，人们就将注意力转向政府，视政府为救星，以政府干预为唯一的替代方案。以污染这一典型的外部效应为例，传统教科书的说法是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排放污染，伤害周边居民的身体健康，但企业不必支付居民的医疗费用。这就像交通工具的选择，从北京到天津，最优策略是开车走高速，而在北京的小胡同里，自行车可能是最佳选择。对此，科斯问道：基础设施是公共品吗？一定要由政府经营吗？在《经济学中的灯塔》一文中，科斯深入研究了英国航运灯塔系统几个世纪的演变历史，发现19世纪中叶的灯塔大部分是由私人建造的，并且一半由私人公司维护和运行，另一半归属政府授权的私人机构，从停靠港口的过往船只收取费用。

经济学的研究以现实问题为起点，还是从模型假设出发？刚刚去世的诺奖得主科斯教授始终认为是前者。黑板经济学家从假设出发，推导出有效市场和市场失灵，并顺理成章地在市场失灵的地方引入了政府干预，从而赋予政府更为广泛的职能。尤其是现在很多硬性的政策，都是由远离社会的中央官僚机构所制订，很少考量到社会层面的可行性。

地方创新不行，但也不想执行不符合地方需要的政策，那地方官员在做什么？很多地方官员都在疲于奔命，做一些中央硬性规定必须做到的事情，例如维稳、防止老百姓上访等等。如果没有那一波国有企业改革，很难想象国有企业可以从1990年代初的大面积亏损转型成为盈利，或者从计划经济的管理模式，转型成为市场导向型的管理模式。如果用行政甚至政治的方法，强制国有银行去这样做，失败的可能性远远大于成功的可能性。在西方，现在所有的大企业都是从中小企业发展而来。

要改变这种情况，必须花大力气支持中小型企业，培植它们的创新能力。当时，中央政府不富裕，不能给非国有部们很大的财政支持，中央政府所能给的就是政策。

当时是以邓小平为中心的改革者，一方面大力提倡和鼓励地方创新，通过分权给予地方巨大的制度创新空间，另一方面也有能力给于地方创新有效的政治保护。只有民间金融机构发展起来了，中小型和微型企业的发展才有希望。地方政府的抵制并不难理解。这些不平衡，和本世纪以来尤其是2008年以来国有部门的大扩张有关。

但要对这些部门实行无论是自由派所提倡的私有化改革，还是左派所提倡的进一步扩大和强化国有部门，不仅在政治上不可行，从经济上说更会使得经济结构失衡加剧，促使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。等到非国有部门壮大起来，再对国有部门进行改革。国有企业大肆侵入本来由民营企业所占据的空间，导致了民营企业空间的萎缩，而中国的民营企业主要是中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。

就是说，中央政府要从财政税收和金融等方面，为非国有部门的制度创新创造制度条件。可以对银行业进行改制，引入市场化和引入竞争机制。

作为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，国有部门依靠权力和垄断来盈利，不仅阻碍着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发展，而且通过继续的扩张，急速地挤占着非国有部门的经济空间。主要原因在于现在的顶层能力的下降，也就是顶层防止和减少中央官僚机构，对地方制度创新进行阻碍甚至否定的能力。

地方一线政府和官员必须直面社会层面的问题，要管理和控制这些问题，他们不得不和老百姓发生冲突。很显然，这种局面很难持续下去。1990年代中期之后，在中央地方关系上，总体的趋势是越来越集权。其二，政策很难执行下去，他们又要得罪上级。地方政府被妖魔化在很大程度上，一线地方政府基本上是被妖魔化的。目前的税制是有利于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，不利于中小型、微型企业。

即使是政治上具有很大争议的重庆，其城市化也可以视为是一种体制创新。对国有企业进行进一步市场化、限制垄断、退出一些竞争性行业等改革非常必要，也是有可能的。

首先有助于企业的创新。首先是限制国有银行业的垄断。

地方政府在硬性执行过程中，和社会的冲突变得不可避免。唯一的办法就是容许民间金融机构的产生和发展。

计划单列市和直辖市也可以采用类似的改革方法。地方创新具有很大的动力机制。在老制度和老方法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，一线政府官员必须寻找新制度和新方法。经验地看，省和县这两级最为重要，最具有动力。

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改革方法，就是在国有企业既得利益之外，赋予非国有部门体制创新的空间和能力。但国家在银行业的垄断地位，并不等于个别银行的垄断。

因此，西方各国都制订反垄断法，其背后的理性就是：企业做大了，就会倾向于通过垄断来盈利，从而扼杀竞争，扼杀企业的创新。现在银行业的巨额利润是其垄断的产物。

老百姓对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感知当然有不同。中国内部经济结构失衡，主要表现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、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、中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之间的不平衡。

1980年代，地方充满创新动力，这和当时中央顶层强人政治有密切的关系。在现行体制内，地级市具有立法权，可以通过地方立法，有效推进地级市本身的改革。第二，地方的一线政府，尤其是县级政府，要直接面对社会经济问题。也可以全面推广省管县制度。

在经济领域，并不是企业越大，创新能力越高。这里，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老百姓，没有人去追求问题的根源在哪里？这种认知很可能是假性的。

中央官僚集权制度，对地方创新很不利。在这些领域，中央政府尤其是顶层掌握着实质性的权力，可以超越既得利益的制约。

不过，正如近年来社会层面的抱怨所显示的，国有企业今天再次成为了进一步改革的阻力。要克服来自地级市的阻力，可以对地级市进行重点改革。